每逢世界杯或歐洲杯這樣的大賽，《體壇周報》都會開一個欄目叫“高端對話”，由我們的記者或特約記者采訪國外球員或名宿。不過，意大利國腳一直緣慳這個欄目。不是我們不努力，而是意大利隊封閉得太厲害，即使是意大利的三大體育報，大賽期間也無法做到球員獨家專訪，只能在混合區或新聞發布會向球員提問。

我一直不理解為何意大利隊在大賽期間如此“沉默”，直到最近看了《世界杯冠軍志·意大利》的書稿，才恍然大悟。原來媒體在意大利隊的世界杯征程中有如此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很多時候，意大利隊不僅要與對手作戰，還得與媒體作戰。

意大利隊成立之初可不是這樣。1910年5月15日，意大利國家隊進行了第一次正式比賽，在米蘭城6比2擊敗法國。此后兩年，意大利隊沒有真正的主教練，由足協官員、記者、裁判和著名球星組成的委員會投票決定球員人選。這是記者在國家隊“最有話語權”的階段，直到1912年波佐上任——波佐率意大利隊在1934年和1938年蟬聯世界杯，至今沒有哪位教練可以復制這一壯舉。

媒體再一次對意大利隊產生決定性影響，已是50年之后。1962年世界杯在智利進行，此前兩年的1960年，智利發生9.5級強震，損失慘重，但以一句“我們已經一無所有，但不能失去世界杯”保住了主辦權。世界杯前，兩位意大利記者——《晚郵報》的基雷利和《民族報》的皮齊內利先期探訪東道國，把智利寫成了“悲慘世界”。于是，意大利成了最不受歡迎的客隊，第二輪小組賽遇上智利，在裁判偏袒下，東道主拳腳并用，意大利兩人被罰下、一人被打斷鼻子，0比2告負，最終小組未出線。

這屆世界杯還有個插曲。意足協原希望剛率AC米蘭奪得1961-62賽季意甲冠軍的羅科執教，羅科人已到了巴西，準備去阿根廷與國家隊會合，這時他給名記布雷拉寫了封信，抱怨國家隊教練組搭檔。布雷拉卻將這封信發在報紙上，于是羅科被搭檔抵制，他飛到阿根廷后馬上閃人。正是這個布雷拉，4年后在意大利對朝鮮的比賽前寫道：“如果連朝鮮都打不贏，我一輩子再也不寫足球了。”結果意大利輸給朝鮮回家，布雷拉也食言了。

那時，媒體話語權極大，他們的觀點可以左右國家隊主帥的用人。AC米蘭中場里維拉1969年成為第一位捧得金球獎的意大利人，但意大利名記批評他攻強守弱，意大利主帥瓦爾卡雷吉無奈發明“接力棒”，讓里維拉與國際米蘭中場馬佐拉各踢半場。半決賽4比3勝德國的經典大戰后，意大利在決賽中1比4負于巴西，這是戰后藍軍最佳成績，但回國時，羅馬機場外卻有大量球迷前來抗議，他們并非抗議球員，矛頭直指主帥、領導和媒體，為里維拉鳴不平。

1974年世界杯，更嚴重的更衣室矛盾爆發了，而媒體成了當事人的“傳聲筒”，意大利隊小組未出線。到了1978年世界杯，名帥貝阿爾佐特徹底封閉球隊，不允許媒體再像過往那樣隨意與球員們接近，既避免消極情緒傳入球隊，更可避免內部矛盾通過媒體傳遞出去。意大利記者們突然發現，除了新聞發布會，什么都沒了。可想而知，他們把怒火傾泄到對球隊的批評上，但新生的意大利隊勇奪第四名，戰勝東道主阿根廷，對陣荷蘭和巴西也只是惜敗。回國后，意大利球員們在機場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球迷的西紅柿和臭雞蛋則留給了記者團。4年后，貝阿爾佐特故伎重施，并以奪得世界杯痛擊了批評他的記者。意大利記者的“慘敗”，直接導致我們如今在大賽期間看不到意大利球員的“專訪”。

當然，那些“耳根軟”的主帥，仍難免受到媒體干擾。例如1998年世界杯，兩個“9號半”皮耶羅與巴喬展開正面競爭。之前賽季，皮耶羅打入32球，幫助尤文圖斯奪得意甲冠軍并打入歐冠決賽，并拿到了意大利隊的“10號”，但他在歐冠決賽中受了傷，世界杯上狀態不佳。而巴喬在博洛尼亞創下個人最佳賽季進球紀錄（22球），順理成章成為首發，并在前兩場小組賽中表現優異。但在部分國內媒體和贊助商壓力下，主帥老馬爾蒂尼在小組第三戰遣上皮耶羅，結果皮耶羅的表現反不如替補上場的巴喬。誰知到了淘汰賽對挪威和法國，老馬爾蒂尼仍然讓皮耶羅首發，皮耶羅卻寸功未立。意大利點球負于法國后，老馬受到諸多批評，皮耶羅和巴喬的交替使用就是最大罪狀之一。巴喬是如此得人心，以至于2002年世界杯，特拉帕托尼索性不帶巴喬了，因為這時巴喬已難勝任主力，而只要他一打替補，媒體球迷就議論紛紛。

當然，封閉媒體不是萬能的，西班牙隊對媒體全開放，也不誤他們大賽三連冠，博斯克對媒體批評充耳不聞就是了。重溫意大利隊戰史，再次強化了一個觀念：媒體，永遠是足球運動中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