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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蘭，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時期著名歌手、電影演員，原名山口淑子（やまぐちよしこ），家人稱她為豆豆。
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國奉天省撫順市（即今遼寧省撫順市），祖籍日本佐賀縣杵島郡北方村（現已并入武雄市），
第二次結婚后戶籍名大鷹淑子（おおたかよしこ）。李香蘭是抒情女高音，而且受過正式的西洋聲樂教育，很擅長美聲唱法。
后任日本參議院參議員。

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個漢學世家，祖父是佐賀縣的漢學學者，父親受其影響早年到中國學習，后任職于"滿鐵"公司。生在沈陽、后居撫順的山口淑子，少年時代留在腦海里的那片血紅讓她終生難忘——1932年，她親眼看到幾名被綁的中國人被日本憲兵當場槍殺，血肉模糊。后來她才知道那與平頂山慘案——3000名中國平民遭日軍屠殺的事件——有關。平頂山事件中，由于父親因"通敵"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遷居沈陽。13歲時，山口淑子認了父親的中國同學、當時的親日派沈陽銀行總裁李際春為養父，她也因此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李香蘭。

1943年，年輕幼稚的李香蘭滿懷著對中國和日本的愛,對未來生活的憧憬，來到北平，以"潘淑華"這個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書。"潘"是她的另一個義父——她父親的結拜兄弟,當時任天津市長的潘政聲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華"，則是出生于中國之意。這個名字當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兩國友好共處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學，是一所高、初中完備的女子中學。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為今后的演藝事業打下了基礎。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蘭傳》中記載了當時學習的情況："我從東北來投親，作為一個中國人——潘家的干女兒——上了翊教女子學校，名叫潘淑華……上學時三人同路，放學時有時只剩我一個人。那時候，我常順路去北海公園，在無人的小島上練習漢語發音或查字典，也曾去過遠處的太廟。"

由于她從小天生麗質，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當"李家有女初長成"時，她的藝術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縱策劃的偽"滿洲電影協會"相中。他們動員她入會，并決定將她大力包裝，作為中國歌星推出，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無知的她心中滿懷對偽"滿洲國"的無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廣播電臺新節目《滿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漁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國歌曲，更以一曲《夜來香》而聲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蘭"就這樣被推上前臺，并且迅速在歌壇和影壇走紅，成為家喻戶曉的"超級巨星"。大紅大紫之后，李香蘭還陸續演了一些替日軍宣傳，或者粉飾日本侵略戰爭的電影。當時誰都以為她是中國人，這也為她帶來了以后的不幸。

隨著日寇侵華戰爭不斷升級，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英兩國對日宣戰。日本成為世界人民的敵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殺氣騰騰，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劍影中，她的歌聲像攙和了迷魂藥的葡萄酒，在撫慰人心靈的同時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雖然身處亂世，她受歡迎的程度卻有增無減。太平洋戰爭開戰前期，她在"日本劇場"的演出受到觀眾的熱情捧場，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圍在她身邊，發生了混亂，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當時，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崗洋右的長子松崗謙一郎的來信。信上說："人的價值不能用有無名氣來衡量。人的價值并不表現在人的表面，你應該珍重自己。現在是個人價值被愚弄的時代，你必須更加尊重自己，否則只能被國家時局擺布。希望你永遠自尊自愛。" 這些話是耐人尋味的。在日本歷史最黑暗的一個時期，戰后被定為戰犯的松崗外相之子，給一個冒充中國人(或"滿洲人")，為日本的遠東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寫這樣的信。這既讓人感受到了自由主義的力量，又讓人感受到自由主義的軟弱。它只能作為一種抵制，是不會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驚艷的外貌，以及猶如當時好萊塢玉女紅星狄安娜·杜萍的歐洲聲樂唱腔，完全體現了日本人對于中國女人的理想憧憬。就這樣，李香蘭成了關東軍推行戰爭政策中的"糖衣炮彈"。

歌者歲月

李香蘭的經歷是獨特的。雖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偽中國演員，拍攝宣傳日本的遠東政策的影片來慰問日軍，成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偽滿、中國的對日親善使者，但這些卻不足以抹殺她在藝術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聲婉轉動人，歌唱造詣高深。學生時代，她曾經跟隨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學習花腔女高音，后來就在廣播電臺擔任歌手，這是她的歌壇生涯的起點。她的一生演唱了無數經典情歌，據她自己在回憶錄《我的半生》中說，最受聽眾歡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來》、《蘇州夜曲》和《夜來香》。《何日君再來》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雖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卻別具另種風情。就如她的幾幅老照片，艷而媚的臉，穿著旗袍，是東方但又不是中國的，眉眼間有一絲曖昧。《蘇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國的旋律為基礎，參考了美國的愛情歌曲，專門為她編寫的。

《夜來香》恐怕最為大家所熟知，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錦光參考中國民間小調為她譜寫的，但其中旋律和節奏完全采用了歐美風格，譜成了輕快的慢倫巴，傳遍了燈紅酒綠的淪陷區。可惜這卻是一首至今沒有開禁的歌，雖然很好聽，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為自己寫的自傳中說："盡管這首歌很受歡迎，但流行的時間不長，后來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國的軟綿綿的情歌都會使風紀紊亂。"不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這首歌還受到工部局的傳訊。她說："他們懷疑我唱這首歌是期望重慶政府或共產黨政府回來。" 直到后半生，她還念念不忘這首歌的詞作者黎錦光。1981年，她特地邀請他訪日，他們在雞尾酒會上登臺高唱《夜來香》，一群"夜來香"迷則邊唱邊繞場一圈。

在自傳中，她還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責為"頹廢且挫傷士氣的敵國音樂"而被禁的歌曲——《離別的布魯斯》。這首歌深受日軍士兵的歡迎，當演員應要求演唱這首歌時，軍官雖假裝有事離開會場，卻也流著淚，躲在一邊悄悄欣賞。她的《三年》、《一夜風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時》更是令歌迷聽后眷戀不已。1945年6月，當她在上海演唱會表演此曲時，處于戰爭對立狀態下的中、日歌迷都對她如癡如狂。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開演出，兩個月之后，大戰結束，她就因"勾結日軍"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還曾經在偽"滿映"、上海、日本、港臺等地拍攝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親自挑選了自己拍攝的七部影片，參加香港電影節展映。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賽昂的鐘》、《我的夜鶯》、《我一生中最光輝的日子》、《在拂曉里出逃》、《丑聞》、《白夫人之妖戀》。其中，《我的夜鶯》是她在偽"滿映"時代拍攝的片子，這部影片花了近兩年時間才拍成，耗資25萬日元，相當于一般電影投資的五倍。影片描寫的是父女二人悲歡離合的故事，她自己認為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樂片，也是日本電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樂片。"《我一生中最光輝的日子》是她于戰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攝制，描寫一個舞女愛上了殺死她父親的仇人，曾被評選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曉里出逃》是由黑澤明編劇的一出愛情悲劇，曾被評為當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戀》則是根據中國民間故事《白蛇傳》改編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給觀眾的印象則是一個美艷的中國女性及其甜美的歌聲。

她的歌聲給人們以夢想，她出演的電影也轟動一時。她拍攝了《木蘭從軍》與《萬世流芳》，在《萬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則徐的女兒而蜚聲中國影壇。她對這兩部電影有不同的解釋，她認為它們完全可以被中國觀眾從愛國抗敵——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說這是中、日雙方都能接受的電影。不過，她真正的紅火卻是上世紀50年代繼演出好萊塢電影及百老匯歌劇后，應香港電影公司之邀拍攝的幾部電影，有《金瓶梅》、《一夜風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親自演繹并灌成唱片。雖然有人指責她出演的電影充滿日本軍國主義色彩，但是，藝術不可能完全成為軍國主義的宣傳工具。此外，她還參與拍攝了"紀實性藝術片"《黃河》和俄羅斯風格的音樂片《我的黃鶯》，并因后者而被蘇、日兩國的間諜跟蹤調查。對于這些，她說："日本肯定戰敗，但正因為戰敗，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藝術電影。當美軍占領日本時，可以證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戰爭影片，也拍了不亞于歐美名片的優秀的藝術影片……"

愛情和友情

在一次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學刊物《雜志》舉辦的納涼晚會上，李香蘭與張愛玲曾有過這樣一段交談。張愛玲說："您就是到了30歲，一定還像個小女孩那樣活潑吧！"她說："也是啊，這些年老演淺薄的純情戲實在沒多大意思，我倒想演點不平凡的激情戲！"于是，張愛玲后來說道："她不要那種太平凡的、公式化的愛，而要‘激情’的。"

據陳歌辛的兒子陳鋼回憶，她與他的父親或許曾有一段不為人知的，充滿激情的上海之戀。陳歌辛為她創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漁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時》、《忘憂草》及專為她寫的花腔女高音獨唱曲《海燕》等。當時，上海交響樂團負責人草刈義夫先生和日本電視臺訪問上海時，她曾告訴電視臺的記者，當年她差一點嫁給了陳歌辛。而當記者問她為何在出版的自傳中只字未提時，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寫在書上的。"

1992年，當她再次來到上海時，陳歌辛已經去世。她一見陳鋼的面就迫切地詢問陳歌辛在世時的情況，追憶他們47年前深深的情意。臨別時，她對著陳鋼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來在東京再次見到陳鋼時，她還對他說："你爸爸是個美男子，要不是因為有了你媽媽和你們，我就嫁給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輕輕哼唱著陳歌辛為她寫的《忘憂草》："愛人喲，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邊，我便不知道寂寞。愛人喲，世界已經入夢，有你在身邊，我就不覺得空虛。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這煩憂的日子。愛人喲，雖然那似水流年無情，有你在夢里我的葉便長青。"

不管怎樣，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偽滿洲國，以中國女演員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順的她，絕對不可能成為愛情的詠嘆調。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給一位比她大15歲的美籍雕刻家諾古其，4年后分手。談到分手的原因，她說："既不是因為第三者的問題，也沒有經濟問題，只是時間老不能湊在一起，才導致性格方面的分歧。"其實，他們在結婚前就約定了所謂的"離婚條件"：互相尊重對方，不影響對方的工作，一旦發生矛盾時，像朋友那樣和睦地分手。而結婚的四年里，他們實際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不足一年。

和諾古其離婚后，她應邀赴紐約演出歌劇《香格里拉》。在演出期間，她結識了日本派往聯合國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鷹弘。這位年僅28歲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給她送一束鮮艷的玫瑰，還接連數次到后臺來看望她。在如此大膽、熱烈的求愛下，他們很快就雙雙墮入愛河，最終結為佳偶。為珍惜這份難得的感情，和大鷹弘結婚后，她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大鷹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壇，成為日本國會議員(自民黨參議員)，并連任18年之久。

雖然感情生活幾經波折，但難能可貴的是，她始終擁有一份珍貴的友誼。10歲時，在撫順小學讀三年級的她，在去沈陽秋游的火車上，結識了一位與她同歲的、住在沈陽的俄羅斯猶太裔的少女——柳芭。她十分重視這個朋友，她說："柳芭是我最珍貴的朋友。我之所以成為歌唱的李香蘭，是因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為活著的李香蘭，也是因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護身符，有時像太陽，有時像月亮，她永遠伴隨著我。"在柳芭的幫助下，她開始向蘇聯大劇院的著名歌劇演員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學習花腔女高音。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館舉行獨唱音樂會，"奉天廣播電臺"的科長東敬三才發現了她，將她錄用為電臺新節目的專職歌手，使她從此走上了演藝道路。回顧這一切，她感慨萬分地說："不是嗎? 沒有柳芭，我不會去學唱，也就沒有唱歌的李香蘭!"不僅如此，柳芭對她還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蘭被囚禁且即將被槍斃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為她弄來了屬于山口家的日本戶籍證明，才使她免去了漢奸罪。

并不完美的愛情加上完美的事業和完美的友誼，就這樣，她為自己的前半生畫上了一個差強人意的句號。

歸去來兮

歷史常常使人變得尷尬，使人感到一種撕裂身心的痛苦。中途島海戰后，日本節節敗退。隨著日本戰敗日的來臨，日本帝國所操縱的"偽滿洲國"13年虛幻的歷史也隨之落幕，"偽滿洲國"滅亡，全國上下一時興起了討伐漢奸的行動。李香蘭這位紅極一時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審判臺。

1946年2月，作為偽滿洲電影協會的主要演員，她被大家認定有協助日本侵略者作宣傳的罪行。檢察官最后判處她槍決，罪名是"身為中國人，卻和日本人共同拍攝冒充中國的電影，協助日本的大陸政策，背叛了中國"和"使用中日兩國語言，利用朋友關系搞間諜活動"。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從未從事過間諜活動，更未協助過日本的大陸政策。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證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無罪釋放。這個令人驚訝的事實使法庭上的人們憤怒了。面對大家的怒吼，她流淚唱起了歌，用歌聲表達對養育自己的中國的一片深情，同時對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懺悔。歌聲引起共鳴，所有的人也用歌聲告訴她："讓我們以德報怨。"

追蹤她的一生，人們難以理解為何她僅僅由于不自覺地唱歌和表演就險些被判處死刑。她本人單純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卻被人利用、愚弄，成為日本侵華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國人民的仇視。由此看來，她不過是一個歷史的犧牲者，后來的種種遭際，皆因時代所致。"一個被時代、被一種虛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夢醒來后，能夠有機會對當時的行為反思，或者加以解釋說明，也是幸福的。"她對偽滿"宮廷掛"兼關東軍參謀長吉崗中將說的這些話，也可以作為她對于自己前半生的說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淚揮別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她開始以日本女演員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壇上繼續發展事業，并給自己起了個"香蘭山口"的名字。她自稱這個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國的"精神混血兒"。這期間，她在導演黑澤明的指導下，再創個人影劇事業的新高峰，在美國的電影及音樂劇里扮演多個角色。1974年，她被選為日本的參議員，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躍于社會舞臺。同時她還與新聞撰稿人藤原作彌共同執筆寫作《在中國的日子——李香蘭：我的前半生》。通過這本自傳，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表達了"日中不再戰，我們同是黑發黑眼睛"的和平摯愿。作為歷史的犧牲者和歷史的見證人，她還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記："這全都是事實呀！" 1989年，日本富士電視臺推出了據此改編的電視劇《再見，李香蘭》。隨后，淺利慶太先生又成功改編了音樂劇《李香蘭》。自1991年1月在東京的青山劇場首演以來，該音樂劇已經演出了184場，觀眾人數超過18萬。一個17歲的日本高中生高橋雅弘還曾寫信給淺利慶太道："音樂劇《李香蘭》不僅告訴我歷史上的事件和時代背景，還告訴我戰爭的事實并給我怎樣與鄰國——中國一起開拓未來的啟示。"

1974年到1992年期間，李香蘭連續獲選擔任國會議員，協助日本與中國重修舊好。在"門戶開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國政府對她展開了歡迎的雙臂。而隨著她的自傳的發表以及經典專輯的復刻發行，她在新一代中國人的心目中又重新獲得了傾睞。

兩個祖國，兩個母親

李香蘭稱日本為祖國，中國為故國。她說，她有兩個母親——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中國；她有一顆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國。生活、歷史，包括關于中日關系的那一段回憶，并不因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為烏有。中國對她有養育之恩，而日本國籍對于她又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處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國人的身份隨同學到中南海參加一個為紀念"一二·九"死難同胞而舉行的默禱會。會上大家紛紛表決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國民政府，有的要去陜北參加紅軍，還有人表示要留下來戰斗到最后一口氣。當被問及"假如有日本軍侵入北京，該怎么辦"時，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說："我，站在北京的城墻上。"對于既愛祖國，又愛自己故國的她，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站在北京的城墻上"或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正如她在自傳中寫的，"我只能這樣說" 。站在城墻上，從外面飛來的是日本炮火，從城墻里面打來的是中國鉛彈，不管被哪一方打中，雙方的子彈"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個死去。我本能地想，這是我最好的出路。"

這種情緒困擾了她很久，她在自傳中曾描述過面對這種自相矛盾的無能為力和無比痛苦："中國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騙了中國人。一種罪惡感纏繞著我的心，仿佛走進了一條死胡同，陷入了絕境。"她自己也幾次下決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實，但都沒有勇氣去做。盡管如此，由于從小生活在中國，她對中國的感情還是十分真實的。她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歷史見證人。她經歷了"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目睹了"平頂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認這段罪惡歷史的時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壓下鄭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應該向中國人民謝罪！在自傳里，她的語言表達也經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國了"。

1987年，她終于如愿以償，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尋找她那散發著夜來香的中國心和魂系夢牽的故國、故土、故人。1992年11月，她又應邀來華參加在桂林舉行的金雞百花電影節。已經年逾古稀的她雖生活在日本，卻依然說著一口京片子。在北京逗留期間，她尋訪了當年的故居，雖然早已"舊貌變新顏"，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認出來。她還品嘗了北京的小吃，滿足了自己的濃濃思鄉情。隨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園飯店再次見到了黎錦光，敘述起舊日情誼，兩位老人都淚流不止。會晤完畢后，她小心地攙扶著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飯店。誰知這竟成了他們最后一次見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謝世了。

同年，為慶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劇團的負責人淺利慶太先生也率劇團繼1988年首次訪華后，攜音樂劇《李香蘭》再度訪華。在"李香蘭"故事發生過的地方——北京、長春、沈陽、大連公演15場。這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出面邀請的演出活動受到中日兩國高層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日本前首相竹下登還專程到大連參加《李香蘭》的首演式。四季劇團也派出最佳陣容，在戰爭結束47年后，又將"李香蘭"送回了她的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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