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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黃袍定律：為什么是他坐天下》，宋燕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4月。

人民并不是沒有方法“震懾 ”當權者，他們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訴外，還有就是“動亂 ”。當人們被壓榨到底的時候，總是會有脾氣暴的一小撮兒人鋌而走險，“聚眾作亂 ”。歷朝歷代，除了政治特別清明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局部地區。各代當權者對付這樣的情況一般都是胡蘿卜加大棒：先是鎮壓，平定之后，政策不妥的改政策，官吏不稱職的換官吏，這樣危機都會解決 —— 畢竟只有朝廷才有唯一強大的武裝力量，一般小民是難以抗衡的 —— 不會發展成亡國滅族的大危機。

但是，這也取決于權力核心的個人意愿。當權力核心不肯承認有危機發生時，人民群眾這唯一的發聲方式，也就無用了。

王莽的新朝即將滅亡的時候，民變蜂起，除了首都，幾乎遍地是變民軍，地方政府已對局勢失去控制。而當王莽派出查案的大司馬回到首都，向王莽匯報真實的所見所聞時，王莽卻大為光火，將他逮捕下獄，說他“欺騙政府 ”。當地方官員上報稱變民是因饑寒交迫被逼上梁山時，王莽卻下詔說：“因為貧困饑寒犯法為非的，大者當強盜，小者當小偷，不外這兩條路。而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明顯的謀反作亂，怎么能扯上饑寒！你們這些官員必須加強逮捕和消滅盜賊，如果有不同心并力，而仍胡說什么饑寒所迫的，立刻抓捕定罪！”當最高權力這樣定了調子后，再沒人敢反應民變實情， 也就沒辦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了。

隋朝末年的時候，全國各處都是“盜匪 ”，鎮壓了一群又起一群，局勢漸漸失控。但當楊廣詢問納言蘇威時，蘇威躲避不過告訴他實情：“最近以來，各地奏報的盜賊的事情，都不真實，遂使中央不能做正確判斷，因之也不能早日平定。”“東征不必征調軍隊，只要赦免天下強盜，就會有數十萬大軍。”這些話委婉地告訴了楊廣變民的人數，而楊廣聽了卻大不高興，跟別人說，“這老東西用盜賊多威脅我，我早就想打他的嘴，只是暫時忍忍 ”。楊廣想去東都看新龍舟，將軍趙才勸他：“現在盜賊蜂起，政令已不能推行 ”。楊廣就將他逮捕，過了十幾天才釋放。而當奉信郎崔民象上書告知變民遍地時，楊廣干脆用刀砍碎了他的面頰，然后將其斬首。

在民眾與統治者之間，統治者處在毫無疑問的強勢地位，任何一點讓步都能換來幾倍于付出的穩定，而且也只有統治者有能力決定雙方的關系。因此當統治者拒絕讓步，封死了與民眾對話的所有渠道時，民眾就不再有其他的選擇了 —— 只有“造反 ”。

……

李自成算是在長征路上走得遠的，他攻進了首都北京，可以說只差了一步就能完成改朝換代的歷史使命。但有沒有更高政治理想的差別也就在這里 —— 是解救天下蒼生，還是只想當一把皇帝，考驗的時候到了。饑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繚亂的金銀珠寶面前，幾乎是一霎時就把最初起義時的精神喪失殆盡。劉宗敏、李過等高級將領競相闖入大戶人家搶奪美女珍寶；士兵沒有將領約束，也干起打家劫舍的勾當。軍隊紀律空前敗壞，才幾天工夫，北京市民就對新政權極度失望，詛咒這個強盜政權早一點垮臺。

農民起義軍是因饑寒交迫才走上“犯法 ”道路的，是在統治者破壞天理的情況下自己來主持天理的。他們針對殘暴統治的反抗是正義的，但動機的正義并不保證過程的正義。如果沒有更高理想的支撐，正義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為社會秩序的更大破壞者，把整個社會拉入叢林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