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薦172——《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梁鴻：“河南人是中國人的媽”折射出...

隨州新華書店

[摘要]河南之所以遲遲不能進步，與傳統文化思維在河南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很大關系，官場文化的盛行、權力思維的全面滲透、民族性格的頑固等都影響著河南的發展。

本文摘自《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梁鴻 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圖源網絡

正在河南作家以集團軍似的力量在文壇上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新的面貌，就在民間文化團體、文學團體以獨立、現代的姿態活躍在河南文化界時，“河南人”現象卻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文化現象存在于當代中國的話語空間中，并且，和河南作家在文壇上的正面形象相反，“河南人”是以負面形象登上新世紀的中國舞臺的。在這一節中，我想著重分析“河南人”現象與中國當代文化精神之間的關系，從而考察“河南”這一外省文化空間在當代中國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它所帶來的啟示意義。這從另一個角度對我們的論題——外省文化空間的生成——也提供了很好的個案分析：當外省文化遭遇現代文明的種種類型時，它被怎樣地敘說、建構，反過來，它又以自己怎樣的固有形象滲透進去，從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間形態。另外，從中還可以看到同屬于“外省”，南方和北方外省之間在當代文化含義和文化地位的不同。

從2000年或者更早時候開始，“河南人”這一幾乎怪異的稱呼在中國的報刊、媒介開始頻繁出現，關于“河南人”的段子成百上千，在飯桌、網站、電視上以病毒的繁殖的速度增生、傳播著；對“河南人”歧視的現象越來越多，有一些大型企業在招聘人才時干脆打上廣告：“河南人除外”；河南的惡性事件幾乎層出不窮，詐騙案、洛陽大火、鄭百文事件、艾滋病村、原陽毒米等；緊接著，《解讀中原》《河南人惹誰了》再一次把“河南人”問題推向高潮；河南政府提出“重塑河南形象”，走過家鄉的道路，到處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標語、口號；河南作家們被不斷地采訪，如周大新、劉震云，不得不在媒體上發表自己的看法；等等。時至今日，一切似乎已經塵埃落定，但是，當你回到生活中時，卻會發現，“河南人”已經內化于中國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一個具有某種戲謔，但卻充滿侮辱性的稱呼和比喻。

以地域名稱來總結一方人的性格并不奇怪，像“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等稱呼古已有之，這些名詞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含義，也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中性名詞，而代表著一種性格類型、生存方式和某種評判，這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當“河南人”突然成為一個完全負性的詞語出現在20世紀末的文化空間，并且被無限放大的時候，許多問題和意義就被顯現了出來。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你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河南人”究竟是一個什么意義上的稱謂（它已經具有一套完整的文化含義）？它是如何被敘說、建構、制造出來的？它所具有的民間文化性格和政治性格與時代文化精神有哪些沖突？它反映了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性追求過程中怎樣的遭遇與處境？這一遭遇與處境背后蘊含著怎樣深刻的含義？它形成了什么樣的新的文化空間形態，這一新的文化空間對外省作家又有著什么樣的影響？筆者并不準備就“河南人”現象做一般意義的探究，如公眾的盲從、中國民工潮的涌動、以少數河南人的惡劣行為來代替全部河南人的形象、城鄉之間日漸增大的差距與對立，等等。本文想要做的是，拋開這些外在的因素，從河南在當代的文化位置以及和時代精神之間的關系來分析“河南人”現象所產生的原因、文化背景，以及背后所蘊含的深層文化危機。

河南作家張宇曾經寫過一篇名為《守望中原》的散文，他在文中這樣談及河南的文化地位問題：

……多年前在北京一次聚會，外地作家就問過我們河南作家這個問題，你們說說你們河南人和別處人有什么不同？我和老作家喬典運在場，我們兩個四目相對，竟久久答不上話來。我一下子才發現，自己身為河南人，竟然從來沒有想過河南人的特點和性格是什么？

人家追著問，你們就說說啥叫河南人？

這時候喬典運開口了，他說話有一點結巴，但是并不妨礙他出語驚人，他說這、這么說吧，一句話，河南人就是中國人的媽。

人們轟一下笑了。

馬上就靜下來。

人們在這種話語的停頓之中默認了。

“河南人就是中國人的媽”，這句話并不能顯示河南人的優越，在今天提起的時候甚至隱含著某種虛空和無力的自夸，但它卻形象地指出了河南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及其文化性格所具有的原型特點。漫長的幾千年封建統治是中原文明的輝煌時期，以農業文明、家國同構、儒家文化為主要特征的北方中原文化適宜于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因此，整個封建時代，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北方，無論它們之間的經濟形態、文化形態的差別有多大，北方始終保持著政治文化的優勢。但是，從20世紀中國政治制度轉型開始，中國傳統文化處于被審視和受質疑的地位，河南，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源地，更表現出保守和復古的趨向。在北京、上海和南方諸省已經接受各種西方文明，到處都是聲光電化的時候，北方卻仍然處在封閉、保守的農耕文化之中。在這一世紀的后半葉，由于政府政策的大力傾斜，兩者的沖突更加明顯，南方和北方之間的差別不是縮小了，而是在不斷擴大，南方不僅擁有強大的經濟優勢，更重要的是，這種優勢進而演化為一種地域優勢、政治優勢和文化優勢。20世紀90年代深圳特區狂飆式的發展使中國人對“南方”有了更為真切的認識，“南方”成為神話，意味著金錢、自由、開放、機會、文明等，北方以一種低姿態奔向南方，在南方明麗的天空下，在新的思維、新的制度面前，北方顯得落后、畏縮、貧窮，北方的傳統是那么腐朽、可笑甚至可惡，錯位和沖突時時出現。

當在和一位學者談到“河南人”現象這一問題時，他說：“這是把一個真問題說成了假問題。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問題。”這并不是一位學者的看法。“河南人”問題并不僅僅是“河南人怎么了”或“河南人身上有什么劣根性”的問題，其實它更是鄉土中國和城市中國、南方沿海和北方內陸在經濟轉型時期、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的沖突結果，是傳統文明在遭遇現代文明時尷尬處境的外現，是優勢文化對劣勢文化的一種態度的外現，是十幾年官方政治、經濟政策不斷傾斜的后果，是我們民族千百年來在村落文化中形成的習慣行為和合作方式與現代管理要求之間的沖突。這是一個大的社會問題，里面所蘊含的意義要遠遠超出這一名詞本身的指涉。

由于中原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原型性特點，河南的許多性格可以說是中國農業文明下民族性格的縮影。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中談到河南鄉村的“合股、合伙制”時，講了一個實例：河南內黃某村的一個小伙子，在外地打工，后被村支書叫回來，小伙子說，如果是獨資的，他就回去；如果是合資的，他寧可在廣州打工。這家村辦企業正是合資的。但經不住支書（也就是廠長）反復催促和許諾，回來做推銷員。小伙子告訴曹錦清，他回來不到一年，可是據他的推測，這個村辦企業頂多再能維持一年，最后肯定因內訌而垮臺。作者在書中這樣寫道：

“合是快、散得也快”卻成為這類企業的普遍特征。原因何在？！是這類企業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嗎？是中國小農習慣行為方式中固有的弱點嗎？平等協商，自覺服從共同制定的章程（著重號為原作者所加），這是任何一個股份合作企業得以正常有效運作的前提條件。一方面，股份合作制有其客觀的經濟需要；另一方面，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養成的習慣交往方式無法生長出這一前提條件，相反他們將小農習慣交往方式帶進股份合作企業內部，從而導致此類合作組織難以持久。

這并不只是在河南鄉村才發生的事情，類似的事件還有曾經轟動全國的鄭州商戰。亞細亞商場，曾經是河南走向現代、走向科學管理體制的標志，它所引起的滾滾商戰，在中國經濟界曾引起巨大的震動。在很短的時間內，亞細亞商場遍布全國重要城市，成為中原和先進觀念、先進文明接軌的重要象征。但是，神話很快就破滅了，最終仍然敗在缺乏科學的管理和正確的估價上，幾十家連鎖大商場陸續倒閉。而其后不久，“紅高粱”燴面又重蹈覆轍，讓人無法理解。但仔細思考，這并不僅僅是一個是否汲取經驗教訓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觀念的問題。深陷其中的經營者，往往被一個虛幻的輝煌假象所誘惑，面對具體的經營問題，卻缺乏現代知識的支撐，急功近利，貪大求洋。

其實，這正是河南人，或者說中原文化、中國傳統文明在面對日益科學化、秩序化的現代世界時所遭遇的最大困惑，這不僅是道德觀念上的沖突，而是法律意識、現代意識的一種缺失。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只是淺層觀念層面的沖突，因為農村或者說最廣大的中國還沒有真正改變，到90年代之后，這種觀念層面的沖突已經涉及行為層面，傳統觀念在現實實踐中不斷被證實它的落后性。如合伙經營，每個人都認為各自遵循自己的本分便行，沒有合同，沒有明確的分工，把一個科學的管理任務讓道德約束來承擔。然而，一旦遇到利益沖突或者其中一人不履行這種“道德性的暗示義務”，一切便都垮了。這種中國鄉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現象恰恰暴露了中國傳統道德體制的根本缺陷：道德約束無法解決利益紛爭問題，它需要法律觀念和對人性的理性認識。“中國人生活中最令人傷感的一個現象是，自然的溫情和友好的關系會在某種情勢下突然地、自發地、無情地消解。”中國文化的內部機制似乎沒有給他們提供解決的辦法，在利益沖突面前，“禮讓德賢”常常是行不通的。實際上，這種沖突和碰撞絕不只是出現在河南，合伙人反目或者由于彼此的利益紛爭而導致生意最終失敗的現象在中國大地上經常出現。

中原文化在現代中國的尷尬位置在河南這里表現得尤為突出。河南之所以遲遲不能進步，與傳統文化思維在河南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很大關系，官場文化的盛行、權力思維的全面滲透、民族性格的頑固等都影響著河南的發展。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河南總是有某些錯位的地方，對現代文明的強烈渴望和難以去除的傳統思維方式形成兩個方向，拉扯著河南，一不留神，漏洞、沖突和扭曲就出現了。正像曹錦清所舉的事例一樣，鄉村已經本能地感覺到應該用一種較為現代化的方式管理企業，可是在具體運作的過程中卻又被“面子”和“利益”所左右，無法按照原定的計劃進行。而那個河南小伙子，他既看到了這一思維方式的弊病，又深感自己無能為力，只能逃避。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就好比一個旋渦，很難擺脫出來。雖然“河南是中國人的媽”，曾經哺育了中華民族最輝煌的文化，但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母親”卻滿目瘡痍，思維落后，無法再給發展中的中國以啟示。從它的身上，我們發現得更多的是缺點、丑陋和陳舊。在都市文化的映襯下，河南人，實際上也是中國人身上的傳統文化性格被夸張、變形、扭曲，暴露出它的保守、落后、狹隘和小農經濟的弊病。這是兩種文明、兩種思維沖突的必然遭遇。

還有一個事實應該注意到，中原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之間的沖突之所以越來越嚴重，南方和北方之所以形成如此明顯的優勢文化和劣勢文化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北方民工的大量進入城市，對“河南人”最初的惡劣形象恐怕也是由河南民工引起。他們的所作所為在無形中被看作各自文化區域的代表，因為這些“所作所為”常常是負面新聞，是與城市之間直接的惡性沖突。實際上，作為城市最邊緣的存在，民工身上所被賦予的惡劣的名聲是被給予的，而不是自然的。這與他們的生存處境和他們在當代中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有很大關系。這是另外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筆者在這里并不詳細討論他們在城市所缺乏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工資待遇和體面的生活等，而探討這一對待、這一身份所造成的新的民族性格。民工進城后干什么？除了少數素質較高、運氣較好的除外，大部分人從事的是底層的工作。我們以進入城市的河南人為例。河南農村有占三分之一的年輕人、中年人到城市打工，他們的生存方式大多是賣菜、餐館打工者、泥瓦匠、工廠低級工、拾垃圾者、清潔工、保安等，骯臟、粗魯，跟城市格格不入，在進入城市之前，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從事更好的職業，進入城市后，城市也根本不給予其合理的生存空間，更不可能給予其發展的空間。有許多人就鋌而走險，有倒票的，搶劫的，或靠吹吹騙騙過日子的。因此，在本地也許非常老實、不起眼的人，到了城市可能弄出負面新聞來，并且他們的形象被看作河南的整體形象。媒體很自然地把它作為一種現象來描述，卻很少去分析這一現象背后的社會原因，假如說我們的社會體制以盡可能完善、科學的方式給他們以生存的空間，假如說鄉村給予他們充分發展智慧的空間，假如說城市沒有以高高在上的面目“驅逐”他們，他們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種形象。在城市現行的制度下，只能使劣勢更加處于劣勢，而優勢則更加突出，也逐漸培養出更加明顯的差別：城市人與農村人、南方人與北方人、河南人與其他中國人等。

《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圖書簡介

《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梁鴻 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河南是中國最大的農業省份和中國最不發達的內陸省份之一，以化石式的凝固狀態呈現出中國文化的古老模式， 這為河南作家的創作提供了極具文化價值的描寫對象，也成為鄉土中國面臨現代性時命運的縮影。

河南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區，卻在歷史長河中漸漸失去了中心地位，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淪為了長期的“外省”和“他者”，并陷于一直試圖接近中心卻又不被接納的錯位與尷尬之中。

《外省筆記》從“外省”的獨特的角度對20世紀河南文學進行了解讀，并對中原的文化特質進行了探索。

《外省筆記》抓住了20世紀河南文學發展中的三個不同時期的三種文化、文學現象：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彗星”現象，50年代—70年代河南文壇的幾個亮點，以及世紀末的“中原突破”，并對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文學的底蘊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

《外省筆記》對20世紀河南文學的發展做了全面梳理，并對師陀、劉震云、周大新、閻連科、李洱等河南作家及其作品進行了分別論述。書后附作者與閻連科關于河南文學的精彩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