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薦114——《龍永圖 白巖松：中國，再啟動》

隨州新華書店

[摘要]《龍永圖 白巖松：中國，再啟動》一書是龍永圖、白巖松的思想合論。本書既是個人成長的存證，又是中國近30年改革發展的鮮活體驗史。

《龍永圖 白巖松：中國，再啟動》，龍永圖 白巖松 著，江蘇文藝出版社

本文摘自《龍永圖 白巖松：中國，再啟動》，龍永圖 白巖松 著，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間：2014年11月。

龍永圖：談判的苦與樂

20多年前，中國的入世談判在世界上引起的巨大震撼，相信每一個親歷者都不會忘記。

從1986年7月中國向世界貿易組織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正式遞交了恢復合法席位的申請，到2001年成功加入世貿組織，我們走了15年漫長艱苦的“復關”—“入世”之路。

有一位著名的西方經濟學家曾對中國入世談判做出這樣的評價：“毫無疑問，中國入世談判是多邊貿易體制史上最艱難的一次較量，在世界談判史上也極為罕見。因為它意味著把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計劃經濟國家納入到全球市場經濟的體制中來。”

所以每次只要我們的入世談判代表在關貿大樓或者其他地方開會，平常人數不多的會議室里就會來很多人，走廊里外國人用英語互相招呼著往里走：“走，快去！聽聽，中國人要說話了！”

在日內瓦的談判很緊張，作為談判代表，我們需要激情，也需要冷靜。我每天很早就起來在日內瓦湖邊散步。湖邊空氣好，相對安靜，在這里我可以將一天的工作在腦子里好好過一遍，全身心地放松，然后開始這一天緊張的談判。

整個入世之路，中國代表團進行了大大小小的談判上千次，既有和美國、歐盟、日本這些國家的雙邊談判，也有在日內瓦舉行的100多個成員參加的多邊談判。

整個談判歷經15年，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其實，談判雖緊張但也有輕松時刻。

談判時，各種可預料或者不可預料的事情層出不窮，而我們都得一一面對、逐個化解。例如，一位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代表為了賣弄自己的英文，總是在一些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上糾纏不清。有一次甚至在一個英語冠詞的使用上翻來覆去地挑剔，會場的氣氛相當緊張。

我當時向這位代表表示，這個詞能否以后再說？對方竟然回答：“我的英文不好，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這樣的說法讓人又好氣又好笑，我只能對他說：“你英文不好，先去英國留學兩年，學好了再來和我們談。”沒想到我這么一說，對方也覺得不好意思了，大家均為之一笑，緊張的氣氛也隨即消散了。

還有的外方代表談著談著就開始裝傻，說對中國許多情況還不了解，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這簡直讓人忍無可忍，我只能立刻回復他：“你身為首席談判代表，居然搞不懂這些，我只好原諒你的無知。”

一時對方窘在那里，不知如何回復，現場又一片哄笑。

在所有的談判中，最困難、最重要的當然是和美國代表團的談判。美國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而且美國擁有一個強硬的、專業的談判代表團，所以談判進行得十分艱苦，雙方每次的交鋒幾乎都是攻堅戰。

美國的要求最多，要價也最高。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所以他們對談判的所有內容都感興趣，從汽車到小麥、從金融到電信、從電影到分銷，他們都感興趣。但是一些小國，比如哥倫比亞，他們就要求解決兩個問題，中國只要降低進口咖啡和鮮花的關稅，他們就可以結束談判了。

美國可不是這樣，他們要求解決幾千種產品的進口關稅，要求解決差不多涉及WTO規則下面的100個服務貿易部門。美國要求很高，解決了一個問題，他們又要解決另外一個問題，好像永遠得不到滿足。

在談判過程中，作為美國首席談判代表的巴舍夫斯基，因為在談判中對中國不斷提出要求，而被戲稱為“貪婪女士”。當然，他們也給了我一個綽號，叫作“摳門先生”，意指我在談判中斤斤計較。

其實，我有時真不想那么摳門兒。

有時候我們談判，一直進行到深夜，如果我在某些談判條件上稍微大方一點，我們就可以結束談判，但是我不能，這是關乎國家利益的事情，真不能松口。談判注定給人一種煎熬的感覺。

一方面，我們要面對國外談判方的壓力；另一方面，我們還得跟國內各部門溝通解釋。有人戲稱，這是談判的“第二戰場”。

每一個部門的負責官員都有一種強烈的愿望，都想確保自己的部門在中國入世以后不受到沖擊。還有一些人對關貿總協定條文、對多邊貿易體制不是很熟悉，因此對我們談判的很多內容多有誤解。這些都會給我們的談判帶來壓力和阻礙。

比如在農產品進口方面。根據關貿總協定關稅配額量的規定，配額量并不一定是實際進口量，進口量超過配額量就用高關稅，低于配額量就用低關稅甚至免關稅。1999年我們與美國達成協議，每年進口小麥的關稅配額量為700多萬噸，5年以后增加到900多萬噸。當時有些人誤解了，認為我們承諾每年從美國進口900萬噸小麥，國內糧食市場會遭到很大的沖擊。這種說法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人都說我們讓步太多了。實際上配額量是一個控制量，不是一個非要進口的量。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它們的關稅配額量從來沒有完成過。當時面對這種指責，真是有種“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感覺。

再比如說，1994年的談判其實是有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談判開始時形勢很好，澳大利亞代表和新西蘭代表表示，堅決支持中國，前提是中國解決一下羊毛的進口配額問題。當時我們得到的授權是每年進口16.9萬噸羊毛，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要的是18萬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表示，只要中國同意這個18萬噸，他們將全力支持中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西方國家，如果西方國家的談判營壘出現了分裂，那么中國復關成功的機會就很大了。我很想同意它這個18萬噸，但是與代表團其他成員商量的時候，他們堵死了任何可能性。我只好按16.9萬噸這個數字談，最后拒絕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要求，于是在那次談判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堅決站在美國方面，態度非常強硬。

使我感到沮喪的是，等我們回到國內查看1994年的進口數據，最終發現1994年我們實際進口了31萬噸羊毛，遠遠超過別人提出的18萬噸。當時管理很松散，“一般貿易進口”“加工貿易進口”以及其他貿易形式的進口不一而足，而管理則是分兵把口，各管各事，一個部門管一種形式的進口，結果連全國每年進口多少羊毛都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糊里糊涂地就拿出了一個奇怪的16.9萬噸配額。而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些國家知道自己每年出口了多少，明明知道當時中國每年平均進口22萬噸，他們要求18萬噸并不過分。

1994年的復關沖刺沒有沖出去，主要問題就出在內部協調的不力和管理體制的混亂上。這種情況的出現就讓我們在談判的過程中腹背受敵。時光荏苒，1999年中美達成協議以后，我看到網上的新聞標題是“龍永圖，別流淚”。我激動的時候是不會哭的，有什么好哭的！達成協議后，我很激動，也有些遺憾，總是會想如果在前面談判的某個環節把握得更好一些就好了。但不管是激動還是遺憾，我都不會哭，談判又前進了很大的一步，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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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者是不會受責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