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行：神農后裔立農家學說

隨天隨地

    許行，（約公元前372年～289年），戰國時代楚人，（戰國時，隨已被楚所滅，許行或為楚之隨人），東周戰國時期著名農學家、思想家。約與孟子同一時代，在《孟子．滕文公上》記載有許行其人《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所以被歸為農家，后世也將許行視為先秦時代農家的代表人物，但因其著作遺失，沒有流傳于世，詳細思想內容與其他事跡皆不可考，只有從其他古籍來側面了解這位神農的傳人。

    許行生于楚宣王至楚懷王時期。依托華夏始祖神農氏“教民農耕”之言，主張“種粟而后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饗而治”，帶領門徒數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漢間打草織席為生。
    據《孟子·滕文公上》得知他與孟軻同時。孟軻在滕國時，許行曾“自楚至滕”。滕文公根據他的請求給了他一片可以居住和耕種的土地。許行有門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儒家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經宋到滕，“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可見許行的學說在當時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許行率門徒自楚抵滕國。滕文公根據許行的要求，劃給他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經營效果甚好。大儒家陳良之徒陳相及弟、陳幸帶著農具從宋國來到滕國拜許行為師，摒棄了儒學觀點，成為農家學派的忠實信徒。同年孟軻游滕，遇到陳相，展開了一場歷史上著名的“農”“儒”論戰(《孟子·滕文公》)。
    許行農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對不勞而食。他以農事為主業，同時也從事手工業生產，他還意識到市場貨物交換的重要作用，并對物價方面有較深入的研究、認識。許行以其獨到的農家思想見解和實踐活動，對后世的農業社會和農業思想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近來，有學者認為《神農》一書為許行所作，史學家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農家類,首列“《神農》二十篇”。班固自注說:“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而語焉不詳。但就許行的言行思想，與《神農》一書，多有一致。
     人們向來認為僅見于《孟子·滕文公上》。以此基線，將《孟子·滕文公上》中所反映的許行的農業觀與《呂氏春秋》保留的《神農》的農業觀作一對比，借以推斷《神農》的作者。�ネㄟ^《孟子》所反映出來的許行的農業觀，就是力倡君民并耕。《孟子·滕文公上》記：“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許行堅決主張統治者在治理民事的同時，應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一起參加生產勞動，這樣才能稱得上是賢良的統治者。如果依賴榨取農民的生產品來供養自己，就不配稱為賢良的統治者。這是他極端平均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劉玉堂：《〈神農〉作者考辨》，《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無獨有偶，許行君民并耕的思想，在《呂氏春秋》得到了完整的體現。該書屢次提到君民并耕，其主旨同許行的觀點如出一轍。如《呂氏春秋·上農》說：“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并主張后妃親織：“后妃率九嬪蠶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前文還征引過類似的記述：“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呂氏春秋·愛類》。前文已論證《神農》與《呂氏春秋》論農篇之間的傳承關系，許行的農業觀又恰恰同《呂氏春秋》論農篇反映的農業觀不謀而合，這種看似“偶然”的巧合，很難不使人對許行與《神農》一書的作者產生必然的聯想。

　　君民并耕的觀點，也不僅僅保留在《呂氏春秋》中，其他文獻也不乏記載。《尸子》說：“神農氏夫負妻戴，以致天下。堯曰：‘聯(朕)之與神農，猶旦之與昏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尸子》。又稱神農氏“并耕而王，以勸農也”《北堂書鈔·帝王部·務農》引《尸子》。《淮南子·齊俗訓》說：“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藝文類聚》引《淮南子·齊俗訓》。《尸子》和《淮南子》，《漢書·藝文志》皆列入“雜家”。其中所記，多博采之于各家之書。《尸子》，相傳為尸佼所著，恐不確。《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尸子，“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尸佼為商鞅的老師，又曾參與商鞅變法的策劃，說明其政治、經濟主張與商鞅應無大異。而前文曾論及商鞅堅決反對“行神農之事”《商君書·算地》，而《尸子》力主行神農氏君民“并耕”已于上所述，假定《尸子》為尸佼所著，豈不是自相矛盾嗎?由此可見，尸佼雖略早于許行，《尸子》卻略晚于《神農》，原因是《尸子》顯然系后世人偽托，不然何以會違背尸佼的思想主張呢?事實上，《尸子》不僅在君民并耕方面與《神農》的主張相同，甚至連用詞也無大異齊思和：《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1981年版，這只能理解為《尸子》的作者轉錄了《神農》之言。《淮南子》成書于漢代，不僅在時間上晚于《神農》，且系楚人后裔在楚故地主持纂集，轉引誕生于楚地的楚人著作《神農》，則更是順理成章的事。

　　《孟子·滕文公上》稱：“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人們對這句話的解釋是見仁見智，而分歧的焦點是對“為”字的詮釋。歷來注家多將“為”字釋作“治”焦循：《孟子正義》。或“研究”楊伯峻：《孟子譯注》，我們以為欠妥。先秦時期，“為”字一般作“替”、“做”、“偽托”或“稱道”解，如“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盡管有時也有作“治”解的，但這時的“治”宜釋為“治理”，如“為政”即指治理政事，而不能與研究等量齊觀。“為”字作“研究”解，多出現于魏晉以后。上引《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為”，當作“偽托”解。且班固也說是先秦諸子“托之神農”所作《漢書·藝文志》。這不能說不是《神農》為許行假托神農所作的又一證據。

     《神農》為許行假托神農而作，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特產”。春秋戰國之世，人們篤信文化以古說為甚，所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淮南子·修務訓》。世風所及，連孔子、墨子和孟子皆開口稱堯，閉口道舜，以至韓非譏諷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既然孔、墨、孟諸子能言必稱堯舜，許行為什么不可以言必托神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