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吳- 于 2014-5-20 10:55 編輯
民事再審申請書
再審申請人（原審原告）：吳×波。身份證號42900119××0×××5××7。戶籍地住址湖北省隨州市隨縣××鎮××村八組。系被保險人吳×義之子。聯系電話152××××8545。 被申請人（原審被告）：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隨州分公司。住所：隨州市烈山大道99號。 因保險合同糾紛，再審申請人不服湖北省隨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4）鄂隨州中民二終字第00005號民事判決和隨縣人民法院（2013）鄂隨縣民初字第00369號重審民事判決，認為原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且采信證據和適用法律錯誤。特提出再審申請。 申請再審請求： 1、請求人民法院對本案提起再審，依法判令撤銷（2014）鄂隨州中民二終字第00005號民事判決和（2013）鄂隨縣民初字第00369號重審民事判決，改判由被申請人履行保險合同賠償再審申請人人民幣（保險金額）200000元并賠償再審申請人損失； 2、依法改判由被申請人承擔本案一、二審訴訟費用。 事實與理由： 再審申請人吳×波作為原審原告訴原審被告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隨州分公司保險合同糾紛一案，隨縣人民法院經過第一次公開審理，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在充分質證的情況下依法分配舉證責任，曾于2012年9月21日作出（2012）鄂隨縣民初字第03244號公正民事判決。因被申請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隨州分公司向隨州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法院裁定發回原審法院重審。2013年9月2日，再審申請人收到原審法院又作出的（2013）鄂隨縣民初字第00369號重審民事判決。由于一審重審后的判決在分配舉證責任、采信證據及適用法律錯誤，再審申請人向隨州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2014年4月8日，再審申請人收到隨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送達成文時間為2014年3月6日的（2014）鄂隨州中民二終字第00005號民事判決書。 對于再審申請人提交的證據，隨州市中級法院在判決書中卻錯誤認為，“證據一中吳×義生前戶籍所在地的兩名村民和村醫出具的證明屬證人證言，三人應出庭作證，接受被上訴人人壽隨州分公司的質詢，且兩名村民非專業的醫療技術人員，其證明吳×義身體健康狀況的證言不具有證明力，村醫的證言未建立在必要的檢查診斷基礎之上，故證據一的證明內容不具有客觀性，本院不予采信；證據二中上訴人吳×波是否放棄吳×義的工傷認定與本案無關聯性。雖然黃加濤系武漢黃氏兄弟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但是公安機關對黃加濤所作的有關吳×義死亡情況的詢問筆錄是吳×義死亡4小時后依職權調查的，且該詢問筆錄與公安機關詢問另一工友李貴兵的調查筆錄相印證，上訴人吳×波亦未提供證據予以反駁，故證據二不能達到證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證據三中證人聶×紅非專業的醫療技術人員，其有關吳×義健康狀況的證言不具有證明力，其他方面的證言與本案無關聯性，故本院對證據三不予采信”。 針對二審法院的上述認為，再審申請人提出如下抗辯理由： 一、關于二審法院未正確依法采信證據理由 1、法律無要求舉證身體健康的義務及《證據一》的證明效力： 第一，在二審審理過程中，再審申請人提交證據一以后，被申請人并沒有依法向二審法院提出要求證人出庭作證的申請，且在交換證據期間乃至在開庭審理期間亦未提出具體質詢內容，否則二審應該休庭糾正。而且再審申請人吳×波在提交證人書面證言后還明確向二審收集證據材料的承辦法官李小輝詢問過是否要證人準備出庭，但李小輝法官說不必要，所以二審法院并未向證人發送出庭作證的通知。 第二，正如再審申請人的訴訟代理人在審理時所述，眾所周知，當一個人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其有病或不健康的情況下，那么就說明此人屬于沒有疾病的健康人。而沒有任何法律規定還要求這一方提供證據證明此人沒有疾病或者健康證據的義務。但是，二審判決書中卻無理的聲稱“兩名村民非專業的醫療技術人員，其證明吳×義身體健康狀況的證言不具有證明力”、“村醫的證言未建立在必要的檢查診斷基礎之上”而不予采信，完全是違背法律和證據規則的體現。 第三，基于上述理由，兩名村民證人雖不是專業的醫療技術人員，但他們是和被保險人吳×義從小一起長大的村民，且其中一位證人還是村支部書記兼被保險人保險代理人，吳×義的保險事項就是該證人幫忙向吳×義生前推銷的。他們對吳×義的身體狀況最為了解。 2、關于《證據二》與本案關聯性和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證人陳述能否單獨采信、且傳來的重復陳述能否作為相互印證的理由： 再審申請人提交的證據二：武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出具的企業信息咨詢報告、武漢市東西湖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出具的工傷認定申請一次性告知函和工傷認定申請補正材料通知書、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鄂武漢中民商終字第00779號民事判決書以及吳海波向武漢市硚口區人民法院提交的要求確認吳×義與武漢黃氏兄弟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民事訴狀。目的在于：一是企業信息說明黃加濤兄弟為工地建筑老板；二是通過社保局出具的資料和吳×波向法院的起訴材料，說明吳×義生前發生事故時是為黃加濤打工，雙方存在事實勞動關系。意在證明雙方存在明顯的利害關系；黃加濤等人理應依法排除為本案證人的資格，且其不是親歷所謂的證明依法不應采信。再審申請人提交的上述證據，原本就是對黃加濤不實詢問筆錄的反駁，怎么還“亦未提供證據予以反駁”呢？ 第一，關于證據與本案的關聯性。從上述所知，由于證人黃加濤等與案件具有利害關系，如果工地資方認可吳×義屬于意外傷害，勢必要由作為工地老板的黃加濤承擔嚴重的法律責任。因此黃加濤和其老表、負責帶班的管理人李貴兵為逃避責任在派出所所作虛假詢問筆錄的心態完全可以理解。其詢問筆錄與本案證明的事實存在利害關系且正在以“黃氏兄弟”為被告另案追究，怎么說與本案無關聯性呢？故該證據的提交和否認其具備本案證人資格的關聯性顯而易見。 第二，關于黃加濤、李貴兵二人所作的詢問筆錄能否相互印證： 從黃加濤在派出所回答民警的詢問時是這樣記錄的：“今天晚上六點鐘左右，我接到我工友李貴兵電話，得知今天晚上六點鐘在武漢市東西湖區吳家山七支溝立方城工地上我的工友吳×義突然沒呼吸了。我叫李貴兵趕快打‘120’急救。我當時正在位于武漢市硚口區崇仁路258-1號12樓5號的我家里。我就開車從家里直接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到醫院的時候估計是七八點鐘了。當時吳×義已經死了。聽醫生說根據心電圖反映，送去時就已經死了。我知道的基本就是這個情況�！闭f明黃加濤不在現場，其陳述并不符合《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七條“證人應當客觀陳述其親身感知的事實”。 從上述黃加濤的詢問筆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是老板黃加濤當天根本就不在現場，而是在遠離工地他在硚口區的家中。對吳×義死亡當時所發生的情況都是聽李貴兵從電話中告知的。甚至是在晚上七八點鐘之后黃加濤才直接趕到醫院，對工地上發生的情況一概不知情。二是更有力證明了吳×義“根據心電圖反映，送去時就已經死了”。 盡管該詢問筆錄從法律程序來說存在瑕疵，如，沒有詢問人和記錄人的姓名和簽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是對再審申請人有利的證明。然而，這個本來對再審申請人有利部分的證據，二審法院卻不予采信，反而對如此低智商就能判斷為無效的部分證據卻予以采信，而且認為這樣的證據可以反過來再與李貴兵的詢問筆錄相印證。難道象這樣從同一人傳來的話語能再反過來算是作為印證此人的證據嗎？難道假話經過傳述他人后就真能成為真理了嗎？ 該詢問筆錄雖然是派出所依職權對黃加濤、李貴兵所作的言辭記錄，是屬于需要結合其他證據加以印證的證人陳述記載，但并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七條所指的“公文書證”。因而就不能以此說明其證明力大于其他書證。 第三，李貴兵在詢問筆錄中對吳×義“說身體不舒服”以及后來發生了如何情況，也只是唯獨從李貴兵的詢問筆錄中得到的單一口述，但無任何其他證據予以印證，除黃加濤與李貴兵雙方為表兄弟關系外，在眾多工友中并無任何其他工友的證明。在李貴兵的詢問筆錄中，所謂“去醫院看一下”、“當地的小診所”等，民警問李貴兵吳×義去了哪個診所？正如李貴兵自己所說：“不知道，沒有人知道”。既然李貴兵不知道去了哪個診所，乃至是不是去了診所，那么二審法院單憑李貴兵無其他證據支持的任意說法能依法采信嗎？其所說的吳×義“從診所回來到工地睡覺”，在那么多工友中為何僅僅只有李貴兵一人知道吳×義回工地白天睡覺？即使是真的，一個人為什么大白天睡覺卻無人理睬，讓人不可理解。這種說法從道理上也很難講通。 所以，在排除黃加濤非親歷感知的證明后，對于黃加濤的老表、負責帶班的工地管理人李貴兵在詢問筆錄中的陳述內容，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再審申請人提供的所有反駁證據，均符合客觀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的證據“三性”要求。 3、關于《證據三》，出庭證人聶×紅不僅僅只是在法庭上根據長期與吳×義共事了解而證明吳×義“身強體壯，從未有任何疾病”，而且還證明在事發當時其親見吳×義意外傷害傷情的實際狀況。 如前所述，當一個人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有病的情況下，就說明此人身體就是健康的，而沒有要求“健康狀況”是否具有證明力的義務。有關吳傳義健康狀況的證言是否因其“非專業的醫療技術人員”而否認具有證明力以及其他方面的證言與本案有無關聯性的問題：對證據的排除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在第六十九條中作了列舉，“下列證據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一）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二）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三）存有疑點的視聽資料；（四）無法與原件、原物核對的復印件、復制品；（五）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但在該條中沒有如判決書中所列“非專業的醫療技術人員”而不具有證明力的內容。 聶×紅出庭根據親歷事實證明：吳×義死后，李貴兵根據吳×義手機中保存的通話記錄首先給聶×紅打電話。聶×紅趕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太平間見到吳×義時，鼻子有血，但不允許查看吳×義身體其他部位。以及吳×義在生前向其吐露“黃加濤一直想留住吳×義在他那里，便拖欠萬余元工資不給”及實際拖欠工資、并且在十二天期間親歷“保險公司的人員去到武漢，連東西湖區人民醫院都沒去，也沒去火葬場，僅僅只在東西湖吳家山派出所復印了幾份詢問筆錄就算了事。更不用說搞什么尸檢、法醫鑒定等必要程序”等等事實。 從以上不難看出，二審在判決中未正確依法采信再審申請人提供的有效證據，而對于被申請人提交的無效證據部分卻欣然采信。 另外，醫院出具的吳×義死亡證明是醫生根據李貴兵陳述吳×義送醫的時間而判斷為猝死，并沒有以司法鑒定或尸檢作為認定的根基。在死亡證明中也并沒有說吳×義猝死是因“內在疾病發作或惡化而發生的急驟死亡”。這些話不但醫生從未說過，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書中也沒有這樣的記載。這些說法只是在判決書中審判法官自己發揮的“分析”語言。吳×義生前是否存在“內在疾病”、何種疾病，不但醫生沒有診斷依據，而且也沒有其他任何證據能夠證明。 更為過分的是，二審明知被申請人提供的證據四《情況報告》、證據五《接訪紀要》已經在一審重審質證過程中依法明確作為無效證據予以排除，卻在二審判決書中仍然提出來作為依據，聲稱“吳×義所在工地的開發商出具的情況報告以及武漢市東西湖區信訪局出具的接訪紀要相互印證”。從此看來二審法院并沒有按照我國法律規定進行慎重審理，其判決結果以致比原審重審判決更難讓人理解。 二、關于二審和原審重審判決未正確適用實體和程序法律理由 1、一審重審及二審判決分配舉證責任、采納證據及適用法律錯誤；再審申請人自向被申請人報案后舉證責任轉移，由于被申請人在調查中未對被保險人的死因作出確認，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一，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上述法律規定是說明：一是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二是當事人對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就本案而言，二審判決雖然在判決書中引用了上述規定，但是沒有將該規定合理分配適用于雙方當事人。再審申請人已經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按照《國壽安心意外傷害保險（A型）利益條款》第十條的6項要求提供了證據加以證明，全面盡到了應盡的舉證責任。但對于被申請人來說，一是未對再審申請人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提出有力的反駁證據，再就是未按照法律規定的要求對其免除責任的主張提供吳×義具體疾病的證明責任，而是以猝死就等于疾病的臆斷辯解，沒有提供有力的疾病證據來證明其免責主張。所以，被申請人應作為負有免責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然而原審重審和二審法院雖然在判決書中引用了該條文，但并沒有嚴格按照規定分配舉證責任和正確采納。 本案在原審提起訴訟期間，再審申請人就已經向原審提交了應提供的證據。再審申請人所提供的證據，正是按照《國壽安心意外傷害保險（A型）利益條款》第十條要求的6項保險金申請所需的證明和資料：1、保險單；2、申請人法定身份證明；3、醫院出具的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4、（因不符合宣告死亡條件，略）；5、被保險人戶籍注銷證明。但是，在吳×義被火化前長達十二天的時間里，被申請人并沒有要求再審申請人按第6項“本公司要求的申請人所能提供的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等相關的其他證明和資料”。原審重審怎么就認為再審申請人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事實”了呢？ 在原審庭審中，被申請人還向原審補充了其在案發地調查收集的工地所在地派出所對工地老板黃加濤和監工頭李貴兵的詢問筆錄等證據。被申請人在當地派出所取得詢問筆錄的行為，證明再審申請人在法定的時間內向被申請人履行了通知報案義務，被申請人派工作人員到當地派出所了解情況并取得部分資料之事實。說明再審申請人在事故發生后依法盡到了向被申請人通知、報案責任。死亡醫學證明書和派出所的詢問筆錄均可證明吳×義在送往醫院之前就因意外死亡在工地、沒有診斷出任何疾病之事實。 因此，原審重審認為“現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能證實被告履行保險合同賠償義務的條件成就，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事實”，而沒有認為被申請人應提供疾病免責主張和反駁證據，屬適用法律錯誤。 第二，《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按照保險合同請求保險人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時，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有關的證明和資料。保險人按照保險合同的約定，認為有關的證明和資料不完整的，應當及時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補充提供�！卑凑沾艘幎�，雖然舉證責任的第一任務要求由再審申請人完成。但其規定了一個限度，即“其所能提供的”。這正是考慮到在保險索賠訴訟中，索賠方一般為普通民眾，缺乏專業保險技能與法律素養，而保險事故通常具有偶發性、復雜性，故不宜對索賠方苛以過于嚴格的舉證責任。這也表明了索賠方在保險事故原因的證明上承擔的不是絕對證明責任，而是初步證明責任。 但是，在具有保險專業常識的被申請人派工作人員前去調查時并未要求作司法鑒定的情況下，原審重審認為“原告沒有提交相關方面的證據”非常欠妥。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應當考慮再審申請人無法取得相關證據的原因是否是因其主觀原因造成。如果確因再審申請人主觀原因造成的，那么再審申請人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然而，本案中的再審申請人已經按照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履行了及時通知義務，并盡其所能提供了條款約定的6項應提供的證據。再審申請人已經完成舉證責任。而證明死亡原因的舉證責任因其調查的進行由此轉移給被申請人。同時被申請人主張的是除外責任，也負有對其主張的舉證義務，即證明保險事故的原因是除外責任中列明的原因。 而且，當地為了穩維，吳×義的遺體存放在漢口殯儀館冰凍的尸柜，從死亡一直到火化十多天里，始終不讓再審申請人及其親屬見遺體。想見一下父親的機會都沒有，更別提取證看父親身上有無傷痕。直到吳×義在被推向火化爐的前一刻，再審申請人及其親屬才遠遠看到已經化好妝、穿戴整齊的吳×義。抱著吳×義的骨灰，再審申請人及其親戚的悲傷之情在場人無不動容。再審申請人始終不能理解，看看自己父親的遺體，社會怎么就不穩定了？原審重審憑什么就認定“原告有充足的時間收取投保人系‘意外傷害’身故的舉證材料”？ 被申請人工作人員經過調查取證后認為證據已經充分，沒有提出進行司法鑒定。當地公安機關也未主動要求作尸檢和司法鑒定。連值得人民信賴的國家有關機關尚不能收集證據保護權利，反而阻擋再審申請人查看遺體。所以再審申請人不存在任何過錯。被申請人無法證明吳×義屬于具體的疾病死亡，僅僅以猝死的判斷不能推定為疾病，則其主張不予支持。在被申請人沒有證據證明吳×義死亡的原因屬于免責條款規定情形的情況下，再審申請人的主張理應依法得到支持。 2、原審重審及二審判決未能正確適用實體法律 作為保險合同糾紛，在適用法律時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還應以我國《保險法》規定為適用依據。上述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和《國壽安心意外傷害保險（A型）利益條款》第十條的6項規定外，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明確規定：“訂立保險合同，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合同的內容。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保險法》第三十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 本法第二十三條：“保險人收到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請求后，應當及時作出核定；情形復雜的，應當在三十日內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保險人應當將核定結果通知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屬于保險責任的，在與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達成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協議后十日內，履行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義務。保險合同對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期限有約定的，保險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義務。保險人未及時履行前款規定義務的，除支付保險金外，應當賠償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損失。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保險人履行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義務，也不得限制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險金的權利”。 但是一審重審及二審判決卻無視我國《保險法》規定的存在，卻對《保險法》的上述法律條文在判決書中只字未提一條也未適用。 3、按照保險合同約定，只有在被保險人出現“疾病”的情況下，保險人才可以責任免除，但沒有規定“猝死”也可以免責。然而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吳×義為疾病死亡�！扳馈币嗖荒艿韧诩膊�。被申請人應承擔免責主張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國壽安心意外傷害保險（A型）利益條款》在第五條責任免除所列的十二條情形中，沒有列猝死之項，說明猝死并不屬于被申請人免除責任范圍。被申請人主張吳×義猝死就一定是疾病的觀點，缺乏尸檢或司法鑒定證據，由此而拒賠缺乏證據和法律依據支持。 第一，在原審重審所謂查明的事實中，吳×義“請假去附近一個小診所看病”未得到任何證據支持，而且從被申請人提供未被法院采信的“情況報告”、“接訪紀要”中，反而可以證明吳×義“死亡原因警方正在調查之中”、“未找到死者看病的處方病歷等”。說明吳×義沒有因病治療的證據、吳×義的死亡沒有證據證明為疾病死亡。 《死亡醫學證明書》證明吳×義于2011年12月2日在送往醫院之前就早已在工地死亡、沒有診斷出任何疾病。如果是因為疾病經搶救治療就應有具體的疾病名稱和對癥措施。醫院在死亡醫學證明書中的“猝死”，是根據工地管理人李貴兵單獨的主訴表象記載，而不是經診斷或是經司法鑒定得來的結果。吳×義生前從未有過疾病，死亡之前亦沒有任何因病經過治療的證據，如“情況報告”中稱：“同宿舍人員翻遍了死者衣物和床鋪行李等未找到死者看病的處方病歷等”。吳×義既沒有因病治療的證據，死后也沒有經過司法鑒定。所以，其死亡原因不能排除是工傷、過度勞累等意外傷害所致。 吳×義自2011年12月2日死亡至12月14日被火化，在長達十多天時間里由于被申請人的過錯，在接受報案后調查期間未采取任何司法鑒定和尸檢等措施調查死因，而導致證據滅失，所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應由被申請人對其免除責任主張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二，根據原審重審已經予以認定“吳×義在武漢東西湖區人民醫院搶救時，血壓和脈搏均為‘0’，已經死亡”的證明內容，說明吳×義在被送往醫院之前就已經死亡。所以后面的所謂搶救均為無效措施。因而對醫院所作“猝死”的初步推斷缺乏屬于疾病原因的證據。 另外，從被申請人提供的（門診）病人收費清單中，除大部分為使用器械外，用藥僅僅只有135元費用。而這些藥品通過咨詢醫生，均為心臟復蘇和恢復呼吸之常規搶救用藥，不是屬于針對具體疾病的藥物。所以，亦不能以此證明被申請人所稱吳×義為疾病而死亡。 故，上述證據不能證明被申請人主張吳×義發病經搶救后死亡。 結合已經認定的證據，不但不能證明被申請人的免責主張，反而更進一步證明吳傳義是在死亡后才送往醫院，他的死亡沒有證據證明是因為疾病而致。不排除因工傷或過度勞累而死亡的可能。但是吳×義在死亡后經再審申請人報案，被申請人在調查中沒有對吳×義的遺體進行尸檢作司法鑒定調查死因，應由被申請人依約承擔賠償責任。 4、根據吳×義從上午8時至下午6時55分長達十余小時的死亡時間來看不符合“猝死”的特征，而且猝死依法也不屬于被申請人免除責任范圍 按照權威機構理論和研究，猝死不完全都是疾病所導致。即使疾病導致猝死也應有病因。據解釋，猝死是指自然發生、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也叫急死，即看來貌似健康的人或病情經治療后已穩定或正在好轉的患者，在很短時間發生意想不到的非創傷性死亡。許多疾病、劇烈運動、某些藥物等都可以造成猝死。 猝死是指未能預期到的突然死亡，有外傷性與非外傷性之分：凡因交通事故或意外暴力產生嚴重的顱腦、胸腹內臟急性損傷、電擊傷、溺水等導致生命臟器的嚴重損害或大量出血致死者都屬外傷性猝死；由某些疾病、過敏、中毒等原因所引起的忽然死亡為非外傷性猝死。 從上所知，猝死只是表象而非原因，要想查明猝死的原因只有經過司法鑒定等手段才能得到確定。對于本案，被保險人吳×義生前從未有過疾病，死亡之前也沒有任何因病經過治療的證據，因此不在“病情經治療后已穩定或正在好轉的患者”之列。而被保險人吳×義生前所從事的工作屬于建筑重體力行業且死亡在工地，是否猝死，醫院只是根據工地管理工頭李貴兵的口訴描述所寫。真正死亡原因由于存在利害關系，再審申請人無從也無須查證。對利害關系人陳述“吳×義突然發病死了”之主張，這僅僅只是李貴兵一人的單一說法。因無其他證據印證或佐證，乃至無權威的司法鑒定證明，依法不可采信。 當然，從法醫學的角度說明有些猝死的確不排除潛在性的疾病，也曾經有猝死而保險公司拒絕理賠的案例。但是，這些案例具有堅實的證據基礎。這種因病理性猝死的結論是建立在司法鑒定、尸檢的證據上。而吳×義卻是在送往醫院之前就早已死亡，所謂“猝死”，只是根據李貴兵的“主訴”死亡時間推斷而得。吳×義的猝死“結論”是沒有任何檢驗依據的“初步診斷”。從黃加濤在詢問筆錄中可以看出他的說法又是根據從李貴兵的轉述中而來。這種用聽說的傳來證據來作為所謂“互相印證”的“認定”不符合我國法律對證據的要求。 至于吳×義何因死亡，應根據尸檢和司法鑒定按照法醫學的理論才能確定死亡時間和死因。然而吳×義是否因病、屬于何種疾病卻未能在醫院查出，亦未經過必要的司法鑒定。所以，吳×義何因猝死、是否因疾病猝死乃至從時間推斷是不是猝死，均缺乏確鑿的證據支持：司法鑒定“皮”之不存，猝死診斷“毛”將焉附？而且被申請人認為猝死就必然是疾病的說法而拒絕對被保險人理賠實在毫無道理。 在醫院除無必要的所謂搶救外，沒有作出病因的必要檢查，亦無內傷和外傷的檢驗排除依據。吳×義意外死亡之前的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之間究竟在工地上發生了什么事情都無從知曉。所以，被申請人和判決中所稱猝死就一定是疾病的武斷說法沒有科學和鑒定依據。 保險條款中將意外傷害釋義為：外來的、突發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體受到傷害的客觀事件。這一界定是對意外傷害作出概括性的解釋，但比較抽象、籠統。保險條款中沒有也不可能將所有意外傷害的情形一一列舉。而保險利益條款第五條“責任免除”規定的不保事項卻非常明確。在該條款中規定了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的情形，包括投保人、受益人的故意殺害、傷害，被保險人犯罪，被保險人自殺、自傷、醉酒、吸毒，疾病，被保險人從事高危作業或高危運動，及戰爭、暴亂、核爆炸等，多達十二種。猝死卻沒有列入其中。根據保險實務慣例，該人身意外傷害險實際采用的是“一切險（概括性意外傷害）減去除外責任（具體的責任免除）”方式，因此受益人只須初步證明保險事故屬于意外，而無須證明究竟是哪一種意外情形。被申請人若認為不負賠付責任，則應由被申請人舉證證明保險事故屬于除外責任確定的情形。否則因被申請人反駁再審申請人舉證和證明主張不力，按照保險合同約定，被申請人應履行給付保險金義務。 5、本案猝死的初步診斷缺乏尸檢、司法鑒定的證據基礎。猝死拒賠恰恰是需要按照保監會《人身保險條款存在問題示例》（保監發[2004]51號）所指出存在的問題進行改進的事項 關于猝死不但保險合同未列入免責，而且我國保監會早在2004年5月14日就已經印發《人身保險條款存在問題示例》，要求保險公司就列舉的問題吸取教訓。但是被申請人至今仍然未遵照執行。 《人身保險條款存在問題示例》在“三、一般條款存在問題示例”的第24點中明確指出：對“意外傷害”的釋義為“指遭受外來的、非本意的、突然（突發）的、非疾病的使身體受到傷害的客觀條件”，未將被保險人因“非病理性猝死”包括在內，而除外責任也不包括該項內容。被保險人發生非病理性猝死后，保險公司往往拒賠，從而引發糾紛。 從我國保監會上述說明：猝死分病理性猝死和非病理性猝死的術語是有依據的。由于被申請人在調查中沒有進行司法鑒定或尸檢，不排除原審重審在判決中所稱的“皮破、肉傷、骨損、血流等外部表現”。因此，對猝死的認定應建立在科學、專業基礎上的司法鑒定，而不應由不專業的任何人想當然地推斷“猝死就必然是疾病”。 作為行使保險監督職權的國家保監會尚未確定猝死就必然是疾病原因，且指出被保險人對存在問題進行改進。但是作為審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卻越俎代庖，無視保險合同關于責任免除的條款，在沒有其他任何證據證明被申請人具備責任免除的情況下，出現這樣嚴重偏袒被申請人的現象，這對應站在中立立場的審判機關來說很不適當。 吳×義死亡不是被申請人所稱的因疾病死亡，沒有死亡時間的證據證明甚至連猝死都算不上，依法不屬于被申請人責任免除之列。因被申請人在接到報案后調查勘察中未及時對被保險人吳×義的死因作出司法鑒定確認，被申請人理應依約履行給付保險金義務。 綜上所述，吳×義死亡不是被申請人所稱的因疾病死亡，不屬于被申請人責任免除之列，被申請人理應依約履行給付保險金義務；因被申請人在接到報案后調查勘察中未及時對吳×義的死因作出尸檢和司法鑒定確認，應由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審重審和二審判決在分配舉證責任和采納證據中適用法律錯誤。在再審申請人嚴格依照《國壽安心意外傷害保險（A型）利益條款》第十條要求履行舉證責任、而被申請人沒有依法進行尸檢或司法鑒定的情況下，一味要求再審申請人履行不可能履行的所謂“意外傷害”身故的舉證材料，違反了在判決書中適用的法律規定。 為此，再審申請人提出再審申請，請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銷一審重審和二審判決，改判由被申請人履行保險合同，賠償再審申請人人民幣（保險金額）200000元。 此致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再審申請人：吳×波 2014年5月19日 附： 1、一審重審判決書、二審判決書各一份； 2、吳×波民事上訴狀一份； 3、二審訴訟上訴人（原審原告）代理詞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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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4-5-21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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