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旅行成為無期徒刑

隨州新華書店

[摘要]假如一直旅游，難道不是像風箏斷線那樣，將要永遠飄浮于太空間？自由旅行什么時候變成無期漂流，甚至無期徒刑，連自己都沒有把握。

【編者按】最近旅行圈里折騰的很熱鬧，其中被熱議的主角也曾是很多人向往的“一直在路上”和“說走就走的旅行”的榜樣，但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卻在十多年的旅行生活后告訴我們，旅行如果沒有了那個能夠回去，禁錮住我們并謂之“家”的地方，那旅行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新井便在這篇《流亡者的故鄉》中娓娓道來了對旅行、流亡和生活三者的思考。

從二十幾到三十幾歲，我曾擁有過用不完的時間。當年我不屬于任何公司企業，是無拘無束的自由作家，而且一個人住國外，身邊沒有家人親戚，過的是沒累贅的單身生活。因為收入不多，所以談不上甚么單身貴族，可是以自由時間的多寡為準，確實比世界上多數貴族還富裕。不管要放假多久去哪里，都不必取得任何人的同意批準。拿張單程機票走的話，按邏輯，能夠游玩到用完全部財產為止。

自由嗎？確實很自由。快樂嗎？我倒覺得坐立不安。假如一直旅游，難道不是像風箏斷線那樣，將要永遠飄浮于太空間？自由旅行什么時候變成無期漂流，甚至無期徒刑，連自己都沒有把握。幸虧，旅游公司賣的來回機票一般都有時間限制，在一定時間內得回到出發地。于是當年我去旅游，盡可能買來回機票。有一年春天，從居住地多倫多去“中歐”旅行的一次，也不例外。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家，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曾叫做“東歐”。那不僅是地理上的劃分，同時也是政治陣營的名稱。經過八九年的天鵝絨革命和柏林圍墻倒下，社會主義陣營崩潰；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直被蘇聯控制的“東歐”衛星諸國，也紛紛采用民主體制，并恢復使用“中歐”這歷史性名稱了。

冷戰期間的多倫多曾有許多流亡捷克人居住。他們跟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之登場人物們一樣，一九六八年，當蘇聯軍坦克車開進捷克的時候，抱著悲傷的心情離鄉背井的。事后二十年，他們的生活方式猶如超長期的旅行。因為捷克的教育水平很高，他們在流亡地也一般從事白領職業，經濟上屬于中產階級，但是往往選擇租賃房子而不肯置產。

再說，雙雙逃出捷克的同胞夫妻當中，不生育后代的人也相當多。結果，實際年齡到了四十幾、五十多歲，給外人的群體印象卻如超齡學生，是他們把流亡當作“暫時性”生活的緣故，好比真正的生活是回到故鄉以后才會再開始似的。

然后發生了八九年由劇作家哈維爾領導的天鵝絨民主革命。流亡捷克人個個都好興奮，好驕傲。很多人相隔二十年回到故鄉，跟家人朋友團聚。其中不少也馬上在布拉格購買了房子。他們開始過真正生活的條件終于成熟了。

可是，一時的興奮過去了之后，他們多數人還是回到多倫多來了。究竟是為什么，大家不大愿意談。也許是二十年的分離在他們和親人之間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鴻溝。也許是習慣了北美式生活以后，很難再適應古老歐洲的種種。也許他們發現了過去二十年在流亡地一天一天過來的日子，才是真正的生活。

總而言之，拖長的青春期要告一段落了。多倫多的流亡捷克人小區開始解體。一對又一對夫妻申請提前退休而搬去加拿大鄉下買土地，開始過起自給自足式的半農民生活。“這么大的土地，在歐洲是絕不可能擁有的。”曾做過會計師的米羅舒說。“既然在加拿大落地生根，應該學會欣賞冬天吧。”他太太漢納在多倫多做了二十年的護士以后，才開始練習越野滑雪。我忘了昆德拉怎樣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結局的；不過，就現實而言，始終沒有結局這回事，人生故事永遠要繼續下去。

多倫多是移民城市，一半居民是生在國外的。離鄉背井的原因，人人不一樣：戰爭、革命、貧困、家庭不和。無論如何，要是在家鄉過的日子很幸福，誰也不會考慮移居外國。在這意義上，移民和難民之間，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我剛到多倫多的時候，被一個英文教師稱為“文化難民”，一時心里很不好受，但也找不到反駁的理由。（若是現在，我則會說：“請老師少管人家的閑事。”）

對每一個人來說，不幸是偶然的，故鄉山河之美才是必然的。在國外過著流亡生活的人們，個個都講到自己的家鄉多么漂亮，媽媽做的菜多么好吃，故鄉的人情多么濃厚溫暖。退休到安大略農村的米羅舒和漢納也不停地告訴我：古老的波西米亞多么美麗，布拉格的歷史遺產多么豐富。他們勸我去一趟。

所以，還沒去中歐之前，在我腦海里已經有好幾層的故事：以莫扎特的鋼琴曲和德沃夏克的交響樂為背景，卡夫卡講述的歷史社會和昆德拉描寫的人生情感，以及不久前在電視上看過的民主革命，和朋友們談的親身經歷等。既然擁有用不完的時間，我可以去很久。但我還是購買了有時間限制的來回機票。

本文摘自《獨立，從一個人旅行開始》，作者新井一二三，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