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老人報》2014年5月14日第A20版,作者:陳人康,金汕,陳義風,原題為《袁文才、王佐被冤殺內情》
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武裝的成功改編,是井岡山斗爭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僅壯大了工農革命軍的力量,而且為中國共產黨改造舊軍隊、收編雜牌武裝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可惜的是,在當時中共中央領導層左傾錯誤的影響下,袁文才和王佐都被殘忍地殺害了。
中共六大決定鎮壓土匪武裝
據曾在井岡山中國工農革命軍任第一師第一團教導隊區隊長的陳士榘回憶說,當時黨中央受共產國際影響很大,連黨代會都沒有在中國本土開。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關于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這是中共六大的綱領性文件。這個文件規定:“與土匪武裝類似的團體聯盟(指與其結成統一戰線的聯盟),在武裝起義前可以利用,武裝起義后宜解除其武裝,并嚴厲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1929年秋季,一直在上海辦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贛邊界巡視。中央巡視大員在聽了湘贛邊界特委及一些縣委負責人的匯報后,要求紅五軍和湘贛邊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決議案處理袁、王。1930年1月,紅五軍軍委和贛西、湘贛邊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正式作出了武力解決袁、王的決定。
陳士榘說,這個行動很秘密,他也是在袁文才、王佐死后才知道中央部署的行動的。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接到通知,要他們帶著部隊火速趕往永新縣城,一方面參加邊界特委會議,另一方面部隊要升編為紅六軍第三縱隊。24日深夜,紅五軍第四縱隊會同永新、蓮花、茶陵等縣的部分赤衛隊,趁著夜幕將在永新城里等候改編的袁文才、王佐部隊圍個水泄不通。士兵們還在睡夢中就被繳了械,個別反抗者當即被擊斃。
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發生了什么事,便被埋伏在屋外的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舉槍射殺。王佐聽到槍聲從后窗跳出,在一片追殺聲中慌不擇路躍入一條河流,但在游到一半時溺水而死。
武裝部隊調轉槍頭
這個事件影響非常不好,一來會造成我們共產黨言而無信的形象,二來把我們好不容易爭取過來的武裝推到了敵人那邊。袁、王被殺后,袁文才的部屬謝角銘和王佐之兄王云龍被這一背信棄義的行為所震驚,遂率領部分士兵反抗突圍,在死傷多人后終于逃出永新縣城。
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全部投向正在與紅軍對峙的蔣介石軍隊。這支幾天前還在同蔣介石軍隊浴血作戰的農民赤衛軍,立即調轉槍口帶著大批國民黨正規軍撲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由于他們熟悉地情民情,也通曉我軍的作戰方式,我軍開始處處被動挨打。而且從此讓我黨在這一帶背上了“過河拆橋”的名聲。
這真是莫大的悲哀。我作為井岡山的革命后代,幾乎每年都受到當地的邀請和盛情接待,我也見到了袁文才、王佐的后代,這個錯案影響了他們幾代人。如果他們的祖父不被錯殺,也是高級將領的后代,在北京或者某個大軍區擔任要職,即使犧牲也不至于身背惡名,過了很多年才平反昭雪。
他們對于指揮執行這次行動的彭德懷依然很有看法,認為彭德懷改變了他們幾代人的命運,這可以理解。
宋任窮:此事歸罪于彭德懷不公平
宋任窮曾被派往袁文才、王佐的部隊里做工作。他對于袁文才、王佐被殺害這件事,感到很痛心。他說,袁文才和王佐都是當地貧苦農民出身,受到老百姓的擁護。1929年2月,紅軍主力向贛南閩西轉移,堅守井岡山的任務交給了彭德懷的紅五軍和王佐的紅四軍三十二團。袁文才被調至軍部,跟隨毛委員和朱軍長去贛南。這期間由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之后,“左”傾路線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硬說袁、王不服從領導,要“反水”打紅軍。袁文才在去贛南途中,聽說黨中央有指示,要殺原土匪首領,嚇得他逃回了井岡山。袁逃跑是軍紀所不容的,應受一定處分。但在1930年竟將袁、王殺害,是錯誤的。
宋老說到這里,特別提到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他說,當時有人把錯殺袁、王當成彭德懷的一大罪狀,這是不公平的。實際上決定殺害袁、王的是井岡山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等人,彭的責任最多是偏聽偏信,他和殺害袁、王沒有關系。后來彭德懷在《自述》中已說清楚了這個問題,我完全同意他的《自述》。(陳人康 口述 金汕、陳義風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