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薦124——《近憂遠慮》中國能消除城市的貧民窟嗎？

隨州新華書店

[摘要]現在各地都在大建公租房、廉租房，但大多數新遷入的外來人口是住不起的。若再降低租金或免費提供，一方面政府負擔不了，另一方面只會吸引更多的人遷入，最終供不應求，所以同樣容納不了新移民。

《近憂遠慮》，葛劍雄 著，華夏出版社，2015年4月。

中國能消除現代城市的貧民窟嗎？

貧民窟、紅燈區、犯罪高發區等被稱為現代城市的癌癥。中國曾經自豪地宣布，已經成功地在城市消滅了貧民窟。而娼妓早已被取締和改造，紅燈區更是聞所未聞。改革開放前中國承認的犯罪率很低，城市中自然不會有高發區。我們年輕時對此深信不疑，一直認為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對貧民窟，我有切身體會，因為從1957年遷入上海到1978年這二十一年間，我家都生活在棚戶區——國際上一般稱之為貧民窟。

我家的住房坐落在兩條鐵路中間，前門外幾米就是鐵路，打開后窗也對著鐵路。這里原來就是鐵路中間的一塊空地，幾位鐵路工人在當局默許下搭了幾間棚屋當住房，以后逐漸形成了一片有一二百戶人家的里弄。要說居住和生活條件，直到我離開時還沒有改善：由于大家見縫插針亂搭建，弄堂最窄的地方只有車技優秀者方能騎自行車通過；幾十家合用一個公用自來水龍頭；全部用馬桶，除了一個四面敞開的小便池，連公共廁所也沒有。但我們從來沒有貧民窟這個概念，當時的上海或中國也都沒有這個概念，只是稱為棚戶區。兩者的差別很明顯，棚戶只是一種簡屋的名稱，與住在這屋里的人無關，因為里面住的未必就是貧民。經過一次次運動，典型的富人已經消滅，少量靠積蓄、定息、僑匯過好日子的人大多也深藏不露。到了文革興起，連這批人的財富也被剝奪了。既然大家一樣窮，就談不上什么貧民了。而且從對私房的社會主義改造后，絕大多數居民都住公租房，不是想搬就搬的。即使不喜歡棚戶區，也不能隨心所欲搬遷。1978年我登記結婚，靠著雙方家庭人均居住面積低于最低標準的證明，以及我的市人大代表、市先進工作者的身份，才分到一間十平方米的新工戶，要不棚戶還得住下去。

另一方面，當局完全不必擔心會產生新的貧民窟。因為從1958年《戶籍管理條例》發布開始，不僅農村人口無法遷入城市，就是其他城市的人口要遷入本市，也得經過復雜的對調和批準手續。少數獲準遷入城市的人口基本上都是由組織安排或雙方對調的，住房即使有困難，也只能通過所在單位或居住的街道解決，不會失去控制，更不可能形成貧民窟。當時說中國已經消滅貧民窟，并非吹牛。在那樣的條件下，想有個貧民窟也形成不起來。

當我第一次走進芝加哥市中心那片廢棄的街區，開車駛過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不禁暗自吃驚——這也算貧民窟？不知比我家住的棚戶區好多少倍！當我第一次經過馬尼拉的貧民窟，也不禁吃驚——竟有那么大！

不過到改革開放后，大批農村與外地人口涌入城市，盡管其中也有挾巨資來投資經商的富人，往高處走的人才，但多數還是外出謀生的窮人和赤手空拳的青年。那時，絕大多數城市居民還住著公房，即使有富余也不能轉租，只有擁有私房的農民和農村能為他們提供出租房，于是城鄉結合部、城中村應運而生，成為城市外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發了財的，找到體面職業的，買了房的，結成小康之家的，相對富裕、職業穩定的人一批批離開，更多的窮人、新人一批批遷入，這些地方成了名副其實的貧民區。盡管當局依然諱言貧民窟的存在，而貧民窟的特征在那里應有盡有。

更幸運的人找到了其他同樣為本地居民所遺棄的場所。在我故鄉一處名聞中外的景點，我發現粉墻月洞門里橫著廉價摩托車，住著外來的打工者。原來那些中看不中住的古舊建筑雖能吸引游客，卻并非宜居環境，原來的租戶紛紛自謀出路，轉租給外來者。此后在其他風景名勝以至文化遺產地，我也見過住在那里的客民。

更不幸的人連這些機會也沒有，出于生存的需要只能各顯神通——有的住在高架道路、立交橋下或橋洞中，有的住在廢棄的管道中，有的住在地下管道或洞穴中，而找到爛尾樓或廢棄房屋的成了其中的幸運者。

一次次清理和拆除，一次次驅逐和嚴防，這類新居住地卻如雨后春筍和燒不盡的野火，看來是消滅不了的。這就使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中國的城市同樣消滅不了貧民窟，盡管可以稱之為城鄉結合部或其他什么名稱。

現在各地都在大建公租房、廉租房，但大多數新遷入的外來人口是住不起的。如果再降低租金或免費提供，一方面政府負擔不了，另一方面只會吸引更多的人遷入，最終供不應求，所以同樣容納不了新移民。城市也在設置必要的“門檻”，但“門檻”設低了等于不設，設高了或許能擋住合法移民，卻堵不住寧可不享受合法待遇的遷入者，例如愿意住貧民窟甚至流落街頭的人。

既然如此，中國的城市必須坦然面對貧民窟，首先改善那里的條件，讓那些居民也能享受基本的生存權利和社會保障。

2012年6月9日